在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的演講當中，我一開頭花了點時間介紹人的行為，犯罪，以及刑事司法體系；其中自然也提到了刑事辯護與冤罪的關係。
在講到這裡時，我自己提出了一個自覺頗重要，也挺有意思的質性觀察（但是沒時間闡釋，所以記在這裡，避免忘記）：
有關於「定罪證據不夠，我相信被告是清白的」這樣的話，乃至於日後的救援與平反之路，往往是有隱藏條件的。
事實上，許多司法實務工作者自己也很清楚冤罪救援之下，有關「無罪推定與罪疑惟輕」的隱藏條件論這件事。
這個條件是：被告的罪行必須是「相對較不誘發公憤」或者「不那麼受到輿論矚目」的，那就比較容易救援。
在這樣的條件下，有關於刑案的辯護與冤罪的救援，就可能會與下列假說吻合：
1. 輕罪的可救援性，高於重罪；（例如：過失傷害>殺人既遂）
2. 非暴力罪行的可救援性，高於暴力罪行；（例如：職務上收受賄賂>殺人既遂）
3. 不涉及精神障礙罪行的可救援性，高於涉及精障的罪行；（例如：公共危險>精神障礙者或藥酒癮前科者的公共危險）
4. 不涉及性侵害類型罪行的可救援性，高於涉及性侵害罪行；（例如：殺人>性侵殺人）
5. 不涉及兒童與尊卑倫理類型罪行的可救援性，高於涉及這類罪行的可救援性。（例如：殺人>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，或殺害兒童）
基於觀察所得所建構的上述假說，我推論：
1. 在上述假說條件所構成的象限中，符合條件越多，救援難度越高；
2. 救援難度越高，救援行動的成功率會與案件冷卻時間（case cool-off period；也就是案件從初發直到不再受到媒體青睞，甚至完全從人們記憶中遺忘的時間）呈現正相關；也就是：越是重大矚目案件，要進行救援，就越需要經過更久的時間，才有機會。
3. 媒體風向的轉換至少會對1與2構成中介因素。
4. 案件本身被定性（標籤）為「冤罪事件」與否，則是會對上述1, 2, 與3分別產生中介作用；例如：同一個事件被公開宣稱為「冤罪事件」進行救援，被以「證據不足、無法證明有罪」為名義進行救援，會有顯著差異。
5. 進行「冤罪事件」定性後，針對該事件的敘事（narrative）方式（例如：溝通心理學當中提到的「單純說理--心證」模式相對於「故事--心象」模式）同樣對上開四者構成中介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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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論如何，踏入法律界至今，我還沒有遇到過一個（哪怕一個也好）完全單純只依照證據來判斷罪行存否的人。
一個也沒有。
這不是抱怨，只是陳述我見聞的事實而已。
正因如此，司法才需要心理學。
文章摘自作者臉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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